史稱北宋 「 積弱 」,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T)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 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
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 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 “ 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 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
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 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
南宋史學家 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 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 顧袓禹 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 “ 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
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 “ 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
由此可見 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 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 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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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 以兵為險”,“ 設險以制敵 ”,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
(宋代的 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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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 防止兵變 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 “防內”之心 正是深恐有人重演 “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 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
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 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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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 以兵為險 ”,秦觀曾有過論析:“ 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
張方平也說: “ 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 “ 以兵為險” 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 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
正如富弼所說:“ 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 “ 以兵為險” 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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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 “ 守京師,備征戰” 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 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 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 “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 的狀況。
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 一針見血地指出: “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
嘉祐七年,韓琦 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 “ 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
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 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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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
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 七月 “ 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
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 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
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 “ 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 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
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 “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 “ 連夜堵塞”,“ 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
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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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
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
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
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
誠如近人錢穆所說:“ 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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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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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F)
歷來學者,多批評北宋定都汴京,認為當地無險可守,形成宋帝國積弱不振。其實,太祖選擇汴京為都,是顧及到實際需要的。
A. 定都汴京的爭論:國防空虛?經濟優勢?
隋代開鑿運河以來,黃河已能貫通淮河,甚至遠達江南,而汴州即處於河南水陸要衝,唐末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強大,與汴梁的優勢有密切關係。
因此後梁以來,除後唐外,皆以汴梁為都。宋太祖建都後,稱汴梁為 汴京,又稱 開封府。
宋太祖何以放棄歷代名都洛陽,定都汴京?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 》說,太祖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本有遷都的意思。然而,當時朝中對此卻有三種不同意見:
首先,是出於軍事考慮。宋太祖認為汴京無險可守,應遷都長安或洛陽,以長治久安。
其次,是出於經濟考慮。大臣李懷忠提出,汴京有漕運之利,能通江淮,為「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加上「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從而反對遷離汴京。
最後,是晉王趙光義 ( 後來的太宗),以定都「在德不在險」的理由,勸阻太祖遷都洛陽或長安。
結果,因為李懷忠 與趙光義力主定都汴京,宋太祖亦無可奈何,最終放棄遷都的念頭,但太祖已預言說:「晉王( 趙光義) 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換言之,太祖從國防觀點考慮,早預料定都汴京,無險可守,必須長期在京師駐兵,終會負累國家經濟。
相反,若定都長安,則可憑關中地勢,抵抗外敵,因此提出遷都洛陽或長安。然而,李懷忠持經濟觀點,指出汴梁經濟優越,可以養活國家。趙光義則從政治角度出發,認為堂堂大國不可輕率遷都。
總括來說,反對定都汴京者,是基於國防考慮,深明汴京的軍事缺陷;支持者,則認為應以首都遷就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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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國都遷就漕運的必要
全漢昇《 唐宋帝國與運河 》指出,運河就如唐宋帝國的動脈,不可廢塞,否則國運便告衰落。誠然,唐中葉後,關中經濟地位下降,江南逐漸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首都已十分倚仗運河轉運糧食和物資。唐末以來,北方久歷戰亂,水利失修,到北宋時期,河北漳水流域,已不可耕種。
相反,南方的江淮地區,農產卻與日俱增,成為糧食的主要供應地。因此,北宋定都於運河口岸,目的是以國都遷就漕運,獲取江南物資及糧食供應,是一種客觀因素的考慮。
然而,歷史經驗說明,唐中葉以來,中央定都長安,可控有江淮地區;相反,五代政權定都汴京,卻無法控制南方。北宋時期,江淮己歸於統一,理應如唐中葉般建都長安,以江淮經濟作為後盾。故此,宋廷定都汴京,遷就漕運,必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就是五代留下來的陰影。
唐末以來,河南河北俱為藩鎮所據,中央無力控制,只好利用「 中原防遏型」及「 江南財源型」藩鎮,保護關中至河南,河南至江淮漕運的暢通。這樣,駐守汴州的宣武節度使,便得以強大起來。換言之,要以其他地方為都,必須同時確保汴京的效忠,否則國運不保。
例如唐末朱溫控制河南,最後便得以簒唐。又如五代的後唐莊宗定都洛陽,結果汴梁被魏博兵控制,莊宗乃亡。因此,要以關中為都,必須有一支聽命中央的重兵保護汴梁,否則必重演唐末五代的亂局。
由是觀之,宋太祖最後接納李懷忠、及趙光義定都汴京的建議,是考慮到在國都以外,再駐重兵保護一地,在「強幹弱枝」的原則下,是不容許的。面對這兩難情況,太祖只好作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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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都汴京的影響
北宋定都汴京,確實得到不少便利。如宋廷設置東南六路轉運使,以分段運輸方法,向北方輸送大量物資,支持汴京數十萬大軍、龐大行政費以及汴京人民的生活。此外,陝西一帶亦仰賴運河物資,如仁宗攻伐西夏,便是以邊糧運輸的方法作後勤補給。因而定都汴京,保障了漕運暢通,是有利於北宋安定繁榮的,
正如時人 張方平說:「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命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然而,北宋定都汴京也帶來了嚴重的國防問題。雖然定都汴京,可以方便攻遼,可是,汴京北邊平原千里,並無關隘,加上幽、薊十六州已失,要鞏固國防,可謂無計可施。太宗對遼戰爭失敗、真宗澶淵之役失利;甚至宋末的靖康之難,都與汴京形勢不利有關。
其實,太祖早已窺見其弊,在別無他法下,只好長期在京師屯駐重兵。可是,其後宋軍質素日劣,駐防重兵亦無補於事。可說北宋積弱與其定都汴京,是有一定關聯的,只是在抨擊太祖都汴之餘,應考慮到當時客觀情況,以及人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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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宋代推行中央集權政策,完全是出於實際需要,此政策確能矯正五代以來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局面。
至於北宋始終較遼夏為弱,則與以下因素有關:首先,宋太宗以後諸帝,墨守太祖方針,不知變通;其次,中央集權政策的鬆施,造成地方財政及軍政敗壞;第三,北宋開國初期,即遇到與漢唐時期不同的敵人---- 遼;最後,是建都汴京,引致國防空虛。在這四種因素交織下,北宋始終無法復振。
南宋人評中央集權政策,使本、幹俱弱,實際並不盡然。北宋中葉的變法運動,其實就是為改善太祖政策的流弊,重新集權。可惜的是,宋初以來的積習太深,變法不但未能改變弱勢,反而造成新舊黨爭。
Reference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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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國史大綱》 錢穆
《國史舊聞》 陳登
《國史提綱》 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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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集論》 錢穆、傅樂成、李劍農等
《中國通史講議》 淅江人民出版社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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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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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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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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