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lap :中國如何脫胎換骨成為世界富豪?
問：看到近年來中國四處併購，用了一堆又一堆的錢來達到目的，
到底一個三十年前啃樹根的國家,為何能夠在今天變成大富豪？轉變的契機為何?
我們要怎麼抵擋中國的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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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也沒有啃樹根, 八十年代沒那麼差,我試試組合這幾年集合得到的資訊.
香港的銀行體系在 2014 年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了超過 30000 億的港元,這數字有可能被誤估, 似乎比這個數字還巨大.
而同期, 全亞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合融資, 並不夠香港的多,而根據某臺灣金融業人士的資訊,據說臺灣也向大陸發放很多擔保不足, 收回可能有很大風險的貸款.
這很可能是從 2009 年金融風暴完結開始發生的事情, 在那年開始, 港臺同時出現這些現象:
1. 資產價格暴升, 也就是房價, 但企業盈利沒有上升.
2. 對中國大陸的貸款暴升. (香港對大陸的貸款增加了三倍或以上)
3.以旅遊消費, 投資的方式, 增加大陸對港臺的人民幣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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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其實這十年的發展, 是港臺這個經濟圈, 和人民幣經濟結合, 而且為人民幣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外幣貸款. 而這些地方的經濟, 又轉型向依賴人民幣流入的模式, 這包括購買資產 (向大陸買家轉賣資產) , 服務業消費, 旅遊業等, 這些模式的特徵, 都是把人民幣視為主要的輸入貨幣.
如果再把視野看遠一點的話, 大陸在差不多北京奧運的時候, 便開始一種內需政策, 說用內需帶動經濟. 而這一種內需, 本質上就是凱因斯主義. 也就是大量的公共開支, 以建築物, 高速公路, 高鐵, 大橋, 消費大量的產能, 例如我認識的一個大陸商人, 他就說他自己只接政府的案子.
而香港政府近年不斷的強行通過一些以千億港幣計的巨大基建, 包括大橋, 高鐵等. 自然地, 我們可以想像承建商是哪些人.
而如果你有留意到最近的中國新聞, 你會發覺中華人民共和國, 很努力的推動在外國的基建投資, 有高鐵, 有運河, 跟大陸國內所消費的產能, 都是一樣的, 有些甚至錢還是中國自己出的, 曰投資海外.
部份共產黨員的朋友, 則告訴我, 他們最近的政治任務是推動一帶一路, 總之, 他們目前重視的, 是怎樣找一些外國來消費他們的產能.
假設我這些朋友們, 給我的資訊沒有說謊, 以上都是點. 以一個瞎子摸象的角度, 把點連成線, 我們可以看到佈局大概就是, 中國大陸透過控制或與港臺合作, 由港臺提供他們的外幣, 作為在大陸發行更多的人民幣的基礎, 再不斷透過花在各種內需 (主要就是建設上) , 把這些人民幣流進市場, 以推動這些年的經濟增長, 先借貸, 再用建設去買單.
那應該就是, 這些年, 存在著基建複合體, 他不斷需要消費去運作, 先從中國大陸內部消費(在中國大陸興建), 再推向港臺, 再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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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建複合體, 其實難以從營運中回本, 看看臺灣的高鐵就知道了, 大概不賠錢已經很困難, 但是這些基建, 往往能帶動附近的物業價值, 則例如高鐵站旁的土地與物業都會大規模升值, 所以只要這些地產的地價足夠, 就可以透過房地產升值, 使這些建設的投資回本變得合理.
為了這點, 需要香港和臺灣的金融業合作, 而他們目前在合作, 組合起來,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很多資金在流動的原因.
可以想像, 在這種流動的關節中的人, 例如承包商, 或者資產升值的收益者,他們的貨幣在這些年可能是幾何增長的, 這些人相關的人員, 或者高薪的員工, 或者是從他們的建設中收益的人(例如被收地的人), 在這段時期應該會有大量的錢出外消費.
這也可以推斷, 如果人民幣經濟出現問題, 弄出了壞賬連鎖的話, 香港和臺灣的金融體系很可能也會一起爆掉.
source :
chenglap :中國如何脫胎換骨成為世界富豪?
http://chenglap-blog.logdown.com/posts/316966-how-china-is-transformed-to-become-the-worlds-richest-people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26、澶淵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 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１９４６年 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 “松花江” 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
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 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裡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
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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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 大漢 “ 沙文主義”。國家主義 種族主義 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 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國家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
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 “ 東夷之人”，文王是 “ 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 “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 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義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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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 與其他少數民族 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 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 和史可法等等 可歌可泣的事跡。
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 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
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 及絕大多數讀者 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西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 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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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 與遊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 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
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 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歷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
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援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 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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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 “ 澶淵之盟” 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 “ 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
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 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複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 “ 影響了中國思想界 及中國整個歷史 ”。
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 “言和即是漢奸” 的說法，對于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
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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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 在今日河南省 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 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裡。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 趙桓於西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
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 “ 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 “ 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 “ 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 “ 質於天地神祗，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 “ 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 “ 大契丹皇帝 ”，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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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之盟 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 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 “歲幣” 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
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准 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
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 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獲則是沒有割地。
石敬瑭 於西元９３６年割 “ 幽燕十六州” 與契丹，內中也包括 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 “ 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
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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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
契丹之遼 與女真之金以和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 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 “ 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 ” 表現無遺。
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系，即是日本人之製造 “ 滿洲國”，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 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
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 “ 第二帝國 ”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 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 “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 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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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 契丹 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
對北方的規劃，始于太宗趙光義。他於西元９７９年 征北漢（ 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 “五代十國 ” 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
《宋史》稱 “ 敗績”，《遼史》則稱 “ 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卷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 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西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 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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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 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
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 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西元９９７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
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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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 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 後為遼人稱為 遼太祖）稱帝時（事在西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于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
太宗耶律德光 得幽燕十六州後 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志所說 “北衙不理民” 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
而 “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 “ 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
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 “ 賬族” 編為 “ 宮衛” 及 “ 行營”。漢人則稱 “ 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 “ 斡魯朵”（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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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 ”。契丹 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 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志所說 “ 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
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 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舖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
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採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裡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
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 和賬幕有 “ 數萬段” 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 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
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９８６年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 “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
１００４年澶淵之盟既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餘，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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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契丹採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志就早留下了一段 “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 ” 的原則。
１００４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 蕭太后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
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于清豐 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
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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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澶淵之盟 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于沈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
source :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28.html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黃仁宇 : 北宋：大膽的試驗
http://www.b111.net/xiandai/hry-zgdls/011.htm
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http://life.fhl.net/phpBB21/viewtopic.php?t=3205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范文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54349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26、澶淵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 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１９４６年 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 “松花江” 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
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 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裡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
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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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 大漢 “ 沙文主義”。國家主義 種族主義 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 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國家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
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 “ 東夷之人”，文王是 “ 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 “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 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義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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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 與其他少數民族 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 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 和史可法等等 可歌可泣的事跡。
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 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
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 及絕大多數讀者 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西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 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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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 與遊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 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
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 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歷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
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援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 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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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 “ 澶淵之盟” 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 “ 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
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 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複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 “ 影響了中國思想界 及中國整個歷史 ”。
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 “言和即是漢奸” 的說法，對于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
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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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 在今日河南省 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 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裡。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 趙桓於西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
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 “ 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 “ 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 “ 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 “ 質於天地神祗，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 “ 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 “ 大契丹皇帝 ”，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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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之盟 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 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 “歲幣” 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
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准 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
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 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獲則是沒有割地。
石敬瑭 於西元９３６年割 “ 幽燕十六州” 與契丹，內中也包括 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 “ 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
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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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
契丹之遼 與女真之金以和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 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 “ 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 ” 表現無遺。
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系，即是日本人之製造 “ 滿洲國”，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 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
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 “ 第二帝國 ”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 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 “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 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 -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 契丹 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
對北方的規劃，始于太宗趙光義。他於西元９７９年 征北漢（ 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 “五代十國 ” 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
《宋史》稱 “ 敗績”，《遼史》則稱 “ 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卷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 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西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 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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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 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
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 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西元９９７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
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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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 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 後為遼人稱為 遼太祖）稱帝時（事在西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于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
太宗耶律德光 得幽燕十六州後 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志所說 “北衙不理民” 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
而 “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 “ 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
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 “ 賬族” 編為 “ 宮衛” 及 “ 行營”。漢人則稱 “ 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 “ 斡魯朵”（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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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 ”。契丹 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 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志所說 “ 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
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 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舖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
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採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裡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
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 和賬幕有 “ 數萬段” 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 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
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９８６年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 “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
１００４年澶淵之盟既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餘，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 -
可是契丹採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志就早留下了一段 “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 ” 的原則。
１００４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 蕭太后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
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于清豐 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
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 -
所以澶淵之盟 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于沈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
source :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28.html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黃仁宇 : 北宋：大膽的試驗
http://www.b111.net/xiandai/hry-zgdls/011.htm
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http://life.fhl.net/phpBB21/viewtopic.php?t=3205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范文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54349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
蔣義斌 : 宋史大綱
蔣義斌 : 宋史大綱
臺北大學歷史系 中國近古史(宋元) 課程綱要
一、【開課系所】：歷史系
二、【開課年級】：二年級
三、【修別】：選修
四、【科目名稱】：(中文) 中國近古史
(英文)
五、【先修科目】：
六、【學分數】：上學期 2 學分， 下學期 2 學分
七、【授課時數】：(正課) 2 小時，(實習) 小時
八、【教學目標】：
- -
主要教材：
方豪，《宋史》，臺北：華岡書局，民國63年。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聯經，1997年。
大綱：
一、 宋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與近來研究團體
方豪，《宋史》，ch.1.
張其凡，〈二十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的回顧〉，《兩宋歷史文化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二、 宋史在中國史發展的特色：唐宋變遷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明文，1985年。
三、 十世紀時中國所面對的問題
林瑞翰，《五代史》，臺北﹕民智出版社，民國52年。Ch.12.
四、 宋代的開國與太祖、太宗
李唐，《宋太祖》，臺北：河洛，民68年。
劉耕荒，《宋太祖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張其凡，《宋太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譯，《宋太祖與宋太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五、 宋代的中央官制
林天蔚，〈宋代官制探微〉，《宋史研究集》，第九輯。
遲景德，〈宋元豐改制前之宰相機關與三司〉，《宋史研究集》，第七輯。
錢穆，〈論宋代相權〉，《宋史研究集》，第一輯
佐伯富，〈論宋代的皇城司〉，《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林天蔚，〈君權重、相權多是否矛盾〉，《宋史質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6年。
龔延明，〈宋代官制總論〉，《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六、 宋代的兵制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臺北：東大，民國91年。
七、 宋代的法制與社會
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雲海主編，《宋代司法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薛梅卿，《宋刑統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八、 真宗朝大事
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閙劇之剖析〉，《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四集。
汪聖鐸，《宋真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九、 遼的興起與宋遼關係
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
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遼朝史》，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0年。
張正明，《契丹史略》，臺北：帛書出版社，民國74年。
十、 宋代的地方政府、財政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十一、
十二、 仁宗朝大事
十三、 西夏的建國與宋夏關係
林旅芝，《西夏史》，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8年。
李瑞華，《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十四、
十五、 宋元人口發展與戶等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上海：復旦大學，2000年。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宋晞，〈宋代戶等考〉，《宋史研究集》，第八輯。
柳田節子，〈宋代鄉村的戶等制〉，《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柳田節子，〈宋代都市的戶等制〉，《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十六、 賦稅制度
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史》，臺北：食貨，民國67年台再版。
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臺北：華世，民國79年。Ch.8
梁庚堯，《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十七、 宋代的役法
黃繁光，《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文大史研所博士論文，民國69年。
十八、 英宗、神宗朝大事
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Ch.4.
十九、 王安石變法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葉坦，《大變法》，北京：三聯，1996年。
宮崎市定，〈王安石吏士合一政策〉，《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 宋代科舉制度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聯經，民83年。
李弘祺，〈宋代的舉人〉，《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一、 宋代任官與銓敍制度
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梅原郗，〈宋初的寄祿官及其周圍〉，《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二十二、 宋代的士與文風
包弼德( 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十三、 哲宗、徽宗、欽宗朝大事
任崇岳，《宋徽宗、宋欽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四、 金的興起
外山軍治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牡丹江市：黑龍江朝鮮族出版社，1988。
何俊哲、張達昌、于國石，《金朝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三上次男著、金啓孮，《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博泉，《金史簡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二十五、 宋代貨幣與經濟
高聰明，《宋代貨幣》，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繆坤和，《宋代信用票據研究》，昆明：雲南大學，2002年。
全漢昇，〈略論宋代的紙幣〉，《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全漢昇，〈宋末通膨脤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史語所集刊》，第十本。
二十六、 南宋的重建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97年二刷。Ch.2-4.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
黃寛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七、 南宋與金關係
二十八、 南宋制度的改革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10.
二十九、 宋代城市的發展
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斯皮義信，〈宋都杭州的商業中心〉，《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三十、 孝宗朝大事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5.
三十一、 宋代江南經濟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三十二、 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朝大事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6-7.
胡昭曦、蔡東洲，《宋理宗、宋度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十三、 南宋與蒙元
胡昭曦，《宋蒙(元)關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三十四、 宋代宗教的發展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Princiton﹕Princeton Uni. Press, 1990.
三十五、 宋代商業與新倫理
趙曉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調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三十六、 宋代的科學發展
三十七、 道學運動與社會變遷
三十八、 宋代的日常生活
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Jacques Gernet，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馬德程譯，《南宋社會生活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71年。
source :
蔣義斌 : 宋史大綱 - 國立臺北大學
http://web.ntpu.edu.tw/~chiangip/
黃仁宇 : 北宋：大膽的試驗
http://www.b111.net/xiandai/hry-zgdls/011.htm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28.html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http://life.fhl.net/phpBB21/viewtopic.php?t=3205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范文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54349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臺北大學歷史系 中國近古史(宋元) 課程綱要
一、【開課系所】：歷史系
二、【開課年級】：二年級
三、【修別】：選修
四、【科目名稱】：(中文) 中國近古史
(英文)
五、【先修科目】：
六、【學分數】：上學期 2 學分， 下學期 2 學分
七、【授課時數】：(正課) 2 小時，(實習) 小時
八、【教學目標】：
- -
主要教材：
方豪，《宋史》，臺北：華岡書局，民國63年。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聯經，1997年。
大綱：
一、 宋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與近來研究團體
方豪，《宋史》，ch.1.
張其凡，〈二十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的回顧〉，《兩宋歷史文化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二、 宋史在中國史發展的特色：唐宋變遷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明文，1985年。
三、 十世紀時中國所面對的問題
林瑞翰，《五代史》，臺北﹕民智出版社，民國52年。Ch.12.
四、 宋代的開國與太祖、太宗
李唐，《宋太祖》，臺北：河洛，民68年。
劉耕荒，《宋太祖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張其凡，《宋太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譯，《宋太祖與宋太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五、 宋代的中央官制
林天蔚，〈宋代官制探微〉，《宋史研究集》，第九輯。
遲景德，〈宋元豐改制前之宰相機關與三司〉，《宋史研究集》，第七輯。
錢穆，〈論宋代相權〉，《宋史研究集》，第一輯
佐伯富，〈論宋代的皇城司〉，《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林天蔚，〈君權重、相權多是否矛盾〉，《宋史質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6年。
龔延明，〈宋代官制總論〉，《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六、 宋代的兵制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臺北：東大，民國91年。
七、 宋代的法制與社會
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雲海主編，《宋代司法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薛梅卿，《宋刑統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八、 真宗朝大事
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閙劇之剖析〉，《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四集。
汪聖鐸，《宋真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九、 遼的興起與宋遼關係
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
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遼朝史》，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0年。
張正明，《契丹史略》，臺北：帛書出版社，民國74年。
十、 宋代的地方政府、財政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十一、
十二、 仁宗朝大事
十三、 西夏的建國與宋夏關係
林旅芝，《西夏史》，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8年。
李瑞華，《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十四、
十五、 宋元人口發展與戶等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上海：復旦大學，2000年。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宋晞，〈宋代戶等考〉，《宋史研究集》，第八輯。
柳田節子，〈宋代鄉村的戶等制〉，《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柳田節子，〈宋代都市的戶等制〉，《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十六、 賦稅制度
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史》，臺北：食貨，民國67年台再版。
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臺北：華世，民國79年。Ch.8
梁庚堯，《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十七、 宋代的役法
黃繁光，《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文大史研所博士論文，民國69年。
十八、 英宗、神宗朝大事
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Ch.4.
十九、 王安石變法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葉坦，《大變法》，北京：三聯，1996年。
宮崎市定，〈王安石吏士合一政策〉，《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 宋代科舉制度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聯經，民83年。
李弘祺，〈宋代的舉人〉，《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一、 宋代任官與銓敍制度
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梅原郗，〈宋初的寄祿官及其周圍〉，《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二十二、 宋代的士與文風
包弼德( 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十三、 哲宗、徽宗、欽宗朝大事
任崇岳，《宋徽宗、宋欽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四、 金的興起
外山軍治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牡丹江市：黑龍江朝鮮族出版社，1988。
何俊哲、張達昌、于國石，《金朝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三上次男著、金啓孮，《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博泉，《金史簡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二十五、 宋代貨幣與經濟
高聰明，《宋代貨幣》，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繆坤和，《宋代信用票據研究》，昆明：雲南大學，2002年。
全漢昇，〈略論宋代的紙幣〉，《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全漢昇，〈宋末通膨脤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史語所集刊》，第十本。
二十六、 南宋的重建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97年二刷。Ch.2-4.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
黃寛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民國77年)。
二十七、 南宋與金關係
二十八、 南宋制度的改革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10.
二十九、 宋代城市的發展
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斯皮義信，〈宋都杭州的商業中心〉，《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三十、 孝宗朝大事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5.
三十一、 宋代江南經濟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三十二、 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朝大事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1999年。Ch.6-7.
胡昭曦、蔡東洲，《宋理宗、宋度宗》，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十三、 南宋與蒙元
胡昭曦，《宋蒙(元)關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三十四、 宋代宗教的發展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Princiton﹕Princeton Uni. Press, 1990.
三十五、 宋代商業與新倫理
趙曉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調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三十六、 宋代的科學發展
三十七、 道學運動與社會變遷
三十八、 宋代的日常生活
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Jacques Gernet，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馬德程譯，《南宋社會生活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71年。
source :
蔣義斌 : 宋史大綱 - 國立臺北大學
http://web.ntpu.edu.tw/~chiangip/
黃仁宇 : 北宋：大膽的試驗
http://www.b111.net/xiandai/hry-zgdls/011.htm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28.html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http://life.fhl.net/phpBB21/viewtopic.php?t=3205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范文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54349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2015年11月6日 星期五
史稱北宋 「 積弱 」，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T)
史稱北宋 「 積弱 」，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T)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 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
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 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 “ 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 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
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 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
南宋史學家 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 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 顧袓禹 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 “ 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
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 “ 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
由此可見 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 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 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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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 以兵為險”，“ 設險以制敵 ”，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
（宋代的 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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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 防止兵變 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 “防內”之心 正是深恐有人重演 “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 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
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 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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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 以兵為險 ”，秦觀曾有過論析：“ 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
張方平也說: “ 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 “ 以兵為險” 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 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
正如富弼所說:“ 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 “ 以兵為險” 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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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 “ 守京師，備征戰” 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 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 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 “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 的狀況。
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 一針見血地指出: “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
嘉祐七年，韓琦 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 “ 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
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 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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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
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 七月 “ 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
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 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
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 “ 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 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
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 “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 “ 連夜堵塞”，“ 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
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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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
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
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
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
誠如近人錢穆所說：“ 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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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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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F)
歷來學者，多批評北宋定都汴京，認為當地無險可守，形成宋帝國積弱不振。其實，太祖選擇汴京為都，是顧及到實際需要的。
A. 定都汴京的爭論：國防空虛？經濟優勢？
隋代開鑿運河以來，黃河已能貫通淮河，甚至遠達江南，而汴州即處於河南水陸要衝，唐末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強大，與汴梁的優勢有密切關係。
因此後梁以來，除後唐外，皆以汴梁為都。宋太祖建都後，稱汴梁為 汴京，又稱 開封府。
宋太祖何以放棄歷代名都洛陽，定都汴京？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 》說，太祖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本有遷都的意思。然而，當時朝中對此卻有三種不同意見：
首先，是出於軍事考慮。宋太祖認為汴京無險可守，應遷都長安或洛陽，以長治久安。
其次，是出於經濟考慮。大臣李懷忠提出，汴京有漕運之利，能通江淮，為「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加上「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從而反對遷離汴京。
最後，是晉王趙光義 ( 後來的太宗)，以定都「在德不在險」的理由，勸阻太祖遷都洛陽或長安。
結果，因為李懷忠 與趙光義力主定都汴京，宋太祖亦無可奈何，最終放棄遷都的念頭，但太祖已預言說：「晉王( 趙光義) 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換言之，太祖從國防觀點考慮，早預料定都汴京，無險可守，必須長期在京師駐兵，終會負累國家經濟。
相反，若定都長安，則可憑關中地勢，抵抗外敵，因此提出遷都洛陽或長安。然而，李懷忠持經濟觀點，指出汴梁經濟優越，可以養活國家。趙光義則從政治角度出發，認為堂堂大國不可輕率遷都。
總括來說，反對定都汴京者，是基於國防考慮，深明汴京的軍事缺陷；支持者，則認為應以首都遷就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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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國都遷就漕運的必要
全漢昇《 唐宋帝國與運河 》指出，運河就如唐宋帝國的動脈，不可廢塞，否則國運便告衰落。誠然，唐中葉後，關中經濟地位下降，江南逐漸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首都已十分倚仗運河轉運糧食和物資。唐末以來，北方久歷戰亂，水利失修，到北宋時期，河北漳水流域，已不可耕種。
相反，南方的江淮地區，農產卻與日俱增，成為糧食的主要供應地。因此，北宋定都於運河口岸，目的是以國都遷就漕運，獲取江南物資及糧食供應，是一種客觀因素的考慮。
然而，歷史經驗說明，唐中葉以來，中央定都長安，可控有江淮地區；相反，五代政權定都汴京，卻無法控制南方。北宋時期，江淮己歸於統一，理應如唐中葉般建都長安，以江淮經濟作為後盾。故此，宋廷定都汴京，遷就漕運，必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就是五代留下來的陰影。
唐末以來，河南河北俱為藩鎮所據，中央無力控制，只好利用「 中原防遏型」及「 江南財源型」藩鎮，保護關中至河南，河南至江淮漕運的暢通。這樣，駐守汴州的宣武節度使，便得以強大起來。換言之，要以其他地方為都，必須同時確保汴京的效忠，否則國運不保。
例如唐末朱溫控制河南，最後便得以簒唐。又如五代的後唐莊宗定都洛陽，結果汴梁被魏博兵控制，莊宗乃亡。因此，要以關中為都，必須有一支聽命中央的重兵保護汴梁，否則必重演唐末五代的亂局。
由是觀之，宋太祖最後接納李懷忠、及趙光義定都汴京的建議，是考慮到在國都以外，再駐重兵保護一地，在「強幹弱枝」的原則下，是不容許的。面對這兩難情況，太祖只好作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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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都汴京的影響
北宋定都汴京，確實得到不少便利。如宋廷設置東南六路轉運使，以分段運輸方法，向北方輸送大量物資，支持汴京數十萬大軍、龐大行政費以及汴京人民的生活。此外，陝西一帶亦仰賴運河物資，如仁宗攻伐西夏，便是以邊糧運輸的方法作後勤補給。因而定都汴京，保障了漕運暢通，是有利於北宋安定繁榮的，
正如時人 張方平說：「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命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然而，北宋定都汴京也帶來了嚴重的國防問題。雖然定都汴京，可以方便攻遼，可是，汴京北邊平原千里，並無關隘，加上幽、薊十六州已失，要鞏固國防，可謂無計可施。太宗對遼戰爭失敗、真宗澶淵之役失利；甚至宋末的靖康之難，都與汴京形勢不利有關。
其實，太祖早已窺見其弊，在別無他法下，只好長期在京師屯駐重兵。可是，其後宋軍質素日劣，駐防重兵亦無補於事。可說北宋積弱與其定都汴京，是有一定關聯的，只是在抨擊太祖都汴之餘，應考慮到當時客觀情況，以及人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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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宋代推行中央集權政策，完全是出於實際需要，此政策確能矯正五代以來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局面。
至於北宋始終較遼夏為弱，則與以下因素有關：首先，宋太宗以後諸帝，墨守太祖方針，不知變通；其次，中央集權政策的鬆施，造成地方財政及軍政敗壞；第三，北宋開國初期，即遇到與漢唐時期不同的敵人---- 遼；最後，是建都汴京，引致國防空虛。在這四種因素交織下，北宋始終無法復振。
南宋人評中央集權政策，使本、幹俱弱，實際並不盡然。北宋中葉的變法運動，其實就是為改善太祖政策的流弊，重新集權。可惜的是，宋初以來的積習太深，變法不但未能改變弱勢，反而造成新舊黨爭。
Reference : 參考資料
《中國通史》 傅樂成
《中國通史》 周谷城
《中國通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國史大綱》 錢穆
《國史舊聞》 陳登
《國史提綱》 錢穆
《宋史》 黎傑
《宋史》 方豪
《中國通史集論》 錢穆、傅樂成、李劍農等
《中國通史講議》 淅江人民出版社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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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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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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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名臣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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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 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
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 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 “ 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 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
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 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
南宋史學家 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 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 顧袓禹 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 “ 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
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 “ 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
由此可見 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 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 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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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 以兵為險”，“ 設險以制敵 ”，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
（宋代的 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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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 防止兵變 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 “防內”之心 正是深恐有人重演 “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 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
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 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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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 以兵為險 ”，秦觀曾有過論析：“ 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
張方平也說: “ 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 “ 以兵為險” 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 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
正如富弼所說:“ 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 “ 以兵為險” 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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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 “ 守京師，備征戰” 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 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 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 “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 的狀況。
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 一針見血地指出: “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
嘉祐七年，韓琦 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 “ 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
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 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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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
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 七月 “ 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
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 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
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 “ 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 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
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 “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 “ 連夜堵塞”，“ 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
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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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
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
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
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
誠如近人錢穆所說：“ 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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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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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稱北宋「積弱」，乃因定都汴京, 無險可守, 終至亡國。此說當否？ (F)
歷來學者，多批評北宋定都汴京，認為當地無險可守，形成宋帝國積弱不振。其實，太祖選擇汴京為都，是顧及到實際需要的。
A. 定都汴京的爭論：國防空虛？經濟優勢？
隋代開鑿運河以來，黃河已能貫通淮河，甚至遠達江南，而汴州即處於河南水陸要衝，唐末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強大，與汴梁的優勢有密切關係。
因此後梁以來，除後唐外，皆以汴梁為都。宋太祖建都後，稱汴梁為 汴京，又稱 開封府。
宋太祖何以放棄歷代名都洛陽，定都汴京？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 》說，太祖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本有遷都的意思。然而，當時朝中對此卻有三種不同意見：
首先，是出於軍事考慮。宋太祖認為汴京無險可守，應遷都長安或洛陽，以長治久安。
其次，是出於經濟考慮。大臣李懷忠提出，汴京有漕運之利，能通江淮，為「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加上「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從而反對遷離汴京。
最後，是晉王趙光義 ( 後來的太宗)，以定都「在德不在險」的理由，勸阻太祖遷都洛陽或長安。
結果，因為李懷忠 與趙光義力主定都汴京，宋太祖亦無可奈何，最終放棄遷都的念頭，但太祖已預言說：「晉王( 趙光義) 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換言之，太祖從國防觀點考慮，早預料定都汴京，無險可守，必須長期在京師駐兵，終會負累國家經濟。
相反，若定都長安，則可憑關中地勢，抵抗外敵，因此提出遷都洛陽或長安。然而，李懷忠持經濟觀點，指出汴梁經濟優越，可以養活國家。趙光義則從政治角度出發，認為堂堂大國不可輕率遷都。
總括來說，反對定都汴京者，是基於國防考慮，深明汴京的軍事缺陷；支持者，則認為應以首都遷就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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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國都遷就漕運的必要
全漢昇《 唐宋帝國與運河 》指出，運河就如唐宋帝國的動脈，不可廢塞，否則國運便告衰落。誠然，唐中葉後，關中經濟地位下降，江南逐漸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首都已十分倚仗運河轉運糧食和物資。唐末以來，北方久歷戰亂，水利失修，到北宋時期，河北漳水流域，已不可耕種。
相反，南方的江淮地區，農產卻與日俱增，成為糧食的主要供應地。因此，北宋定都於運河口岸，目的是以國都遷就漕運，獲取江南物資及糧食供應，是一種客觀因素的考慮。
然而，歷史經驗說明，唐中葉以來，中央定都長安，可控有江淮地區；相反，五代政權定都汴京，卻無法控制南方。北宋時期，江淮己歸於統一，理應如唐中葉般建都長安，以江淮經濟作為後盾。故此，宋廷定都汴京，遷就漕運，必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就是五代留下來的陰影。
唐末以來，河南河北俱為藩鎮所據，中央無力控制，只好利用「 中原防遏型」及「 江南財源型」藩鎮，保護關中至河南，河南至江淮漕運的暢通。這樣，駐守汴州的宣武節度使，便得以強大起來。換言之，要以其他地方為都，必須同時確保汴京的效忠，否則國運不保。
例如唐末朱溫控制河南，最後便得以簒唐。又如五代的後唐莊宗定都洛陽，結果汴梁被魏博兵控制，莊宗乃亡。因此，要以關中為都，必須有一支聽命中央的重兵保護汴梁，否則必重演唐末五代的亂局。
由是觀之，宋太祖最後接納李懷忠、及趙光義定都汴京的建議，是考慮到在國都以外，再駐重兵保護一地，在「強幹弱枝」的原則下，是不容許的。面對這兩難情況，太祖只好作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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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都汴京的影響
北宋定都汴京，確實得到不少便利。如宋廷設置東南六路轉運使，以分段運輸方法，向北方輸送大量物資，支持汴京數十萬大軍、龐大行政費以及汴京人民的生活。此外，陝西一帶亦仰賴運河物資，如仁宗攻伐西夏，便是以邊糧運輸的方法作後勤補給。因而定都汴京，保障了漕運暢通，是有利於北宋安定繁榮的，
正如時人 張方平說：「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命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然而，北宋定都汴京也帶來了嚴重的國防問題。雖然定都汴京，可以方便攻遼，可是，汴京北邊平原千里，並無關隘，加上幽、薊十六州已失，要鞏固國防，可謂無計可施。太宗對遼戰爭失敗、真宗澶淵之役失利；甚至宋末的靖康之難，都與汴京形勢不利有關。
其實，太祖早已窺見其弊，在別無他法下，只好長期在京師屯駐重兵。可是，其後宋軍質素日劣，駐防重兵亦無補於事。可說北宋積弱與其定都汴京，是有一定關聯的，只是在抨擊太祖都汴之餘，應考慮到當時客觀情況，以及人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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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宋代推行中央集權政策，完全是出於實際需要，此政策確能矯正五代以來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局面。
至於北宋始終較遼夏為弱，則與以下因素有關：首先，宋太宗以後諸帝，墨守太祖方針，不知變通；其次，中央集權政策的鬆施，造成地方財政及軍政敗壞；第三，北宋開國初期，即遇到與漢唐時期不同的敵人---- 遼；最後，是建都汴京，引致國防空虛。在這四種因素交織下，北宋始終無法復振。
南宋人評中央集權政策，使本、幹俱弱，實際並不盡然。北宋中葉的變法運動，其實就是為改善太祖政策的流弊，重新集權。可惜的是，宋初以來的積習太深，變法不但未能改變弱勢，反而造成新舊黨爭。
Reference : 參考資料
《中國通史》 傅樂成
《中國通史》 周谷城
《中國通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國史大綱》 錢穆
《國史舊聞》 陳登
《國史提綱》 錢穆
《宋史》 黎傑
《宋史》 方豪
《中國通史集論》 錢穆、傅樂成、李劍農等
《中國通史講議》 淅江人民出版社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28.html
黃仁宇 :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source :
宋史報告 :[之五] 宋代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http://life.fhl.net/phpBB21/viewtopic.php?t=3205
http://www.novelscape.net/lsxs/h/huangrenyu/hxhp/026.htm
范文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54349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449047
宋名臣奏議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35850
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ttp://www.qunxue.com/wenku/剑桥中国全史丛书/History.as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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