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 漢奸汪精衛的心路分析

陶傑 : 漢奸汪精衛的心路分析

汪精衛 1939年 離重慶到河內發表“ 豔電 ”，正式接受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誘降。其時中日已在戰爭狀態，汪精衛公然投敵，確實犯了叛國罪。

汪精衛之舉，不是 一時衝動，動機相當複雜，不出三項：一來判斷中日在歐美作壁上觀的狀況下，不可能打贏日本；二來關心日占區人民的疾苦，認為淪陷區的人民，需要一個與日本 “ 協調溝通 ”的中國人政府；三則與蔣介石長期不和，論革命資格，汪優於蔣，党國大權卻屈從于蔣之下，心有不甘。

　　汪精衛投日，動機可以三種都有。60年 來的論者多至為情緒化，少以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汪氏其人的性格。如果汪精衛只顧貪生怕死，賣國求榮，則少年時行刺 攝政王的壯舉難以解釋。汪精衛的人格心理學，層次豐富，其人悲壯之餘，有自毀的傾向，少年時嚮往做烈士，“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 ，明顯是受了戊戌六君 子尤其譚嗣同的精神感召。

汪氏一生不煙不酒，不近女色，沒有包二奶，也沒有貪污，對道德的自我要求，比後世許多奢談“ 愛國 ”的官員都高尚。汪精衛離開重慶 之前，給蔣中正留書，說：“ 願兄為其易，弟為其難。”意指不惜獨力扛上“ 漢奸 ”罪名，執意要闖虎穴。這一點與汪氏少年時自稱甘當釜下柴薪，燃燒犧牲，造就 革命勝利的焰光，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瞭解汪精衛的自毀性格，就不難解釋為何其人前後半生的巨變，其實汪氏沒有變，只是自我犧牲的決心，換了一種形式。

　　汪精衛沒有想到投日之後，兩年左右，日本就偷襲珍珠港，激發美國對日宣戰。其時近衛下臺，日本軍國主義由東條英機的激進派上臺，走向瘋狂，這一切皆不 在汪氏當初意料之內，如果汪精衛對戰局的發展未卜先知，知道美國後來憑兩顆原子彈戰勝日本，還會不會投奔日方，到南京組府？ 此一假設，據金雄白回憶，汪氏 在知悉日本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曾以頭撞牆，嚎啕痛哭。他知道押錯了寶，也知道日本必然戰敗，叛國和漢奸的汙名，勢垂千古。

　　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質素參差，後人以“ 汪政府 ”視如整體。日本人早在上海培養了特務鷹犬如丁默村、李士群之輩。汪精衛到了南京，日本人順勢塞給他這個 流氓和投機政客的班子，汪氏並無選擇。追隨汪精衛的陳公博，本來覺得投日太犯險，為了友情，也黯然捨身追隨。汪陳的品格，應該高於汪政權許多雜牌軍，但身 不由己，受日本的擺佈，悔之已晚 。

　　汪精衛的悲劇，是他知道即使日本戰勝，自己最多是“ 滿洲國 ”的溥儀，只是日本軍政府名下維持一會的傀儡，如果純粹熱衷權力，不如留在重慶當好國民政府 的副總裁，即使沒有軍權，至少可以號令半壁江山的政府文官。

汪精衛在百姓慘遭煎熬時，至少敢表態，還懂得流淚，如果他是幹練成精的政客，應該自始至終保持 一張毫無表情的木面孔，深諳“ 槍打出頭烏 ”的韜晦之道；或對蔣介石表面擁護，口是心非，私下則密謀兵變，暗殺老蔣之後，自己來坐江山。

　　汪精衛沒有這樣做，反倒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從不收藏內心的本色。這樣的性格，在中國官場，不是從政的材料。汪精衛天生浪漫，是一位詩人，中年之後，詩風由剛烈轉為陰柔：“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 ，七分李後主的頹唐，三分徐志摩的多愁善感；

至於絕筆之作的一首登高詞：“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幹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 其詩風與自稱擁有 “ 弱者的道德 ” ——“ 忍耐、躲避、講和氣 ”的 瞿秋白，不無相似之處：

“ 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
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汪瞿從屬不同的政黨，文人從政，一樣被指“ 晚節不保 ”，兩人的詩詞風格，卻又在某種程度上驚人地相似，同樣是以英雄浪漫主義追求始，以幻滅的悲劇終。這是心理學的新課題，有機會有待深入論證，這一切，則是後話了。